宁夏大学研究生宿舍，宁夏大学考研还有人敢报吗

作者介绍

张迎胜（1944—）山东昌邑人，宁夏大学教授。1967年宁夏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宁夏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项，自治区社科项目3项，主编并主笔《回族古代文学史》《西夏文化概论》《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古代卷》，出版专著《元代回族文学家》《西夏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华文史论丛》《中国韵文学刊》《杜甫研究学刊》《西夏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科研成果在区内外多次获奖。

作者（右三）和中文系师生在宁夏大学门前留影。

中庭月色正清明

—宁夏大学首届研究生生活散忆

张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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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革”阴云的散去，曾一度显得空寂而荒芜的校园里，重新传出了洋溢着求知渴望的琅琅读书声。

一批批或蹲过牛棚，或迁赶边疆，或下放农村的“臭老九”们，又迎来了希望的春天。他们兴奋地传递着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指示，热情激昂地投身于拨乱反正的艰苦拼搏中。

停办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陆续挂牌了；束之高阁的职称评定制度，开始松动了；不必“推荐”而从高中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的制度，全面推行了；冻结了13年之久的研究生招考制度，也得以恢复了……

正是在这中国教育发生整体性突变的1978年，我怀着学术深造的憧憬，历经春季的初试（笔试）和夏季的复试（笔试加口试），于金秋时节重返阔别10年的母校，走进了宁夏大学首届研究生的行列。

报到那一天，当我跳下公共汽车，把沾满旅途风尘的行囊甩在学校的西门口，扫视着凹字型的五层大楼（办公楼）、白杨林中的大红楼（图书馆）、沙枣树依偎的拐角楼（教工宿舍），还有绵延远去的一排排青砖平房时，心海上频然泛起了雪浪。

负责接待研究生报到的，是教务处处长张秀林老师和副处长王力行老师。他们热情地向我简介了宁大招收研究生的有关情况（首届研究生有中国古代文学、函数论、物理学3个专业，共16人），核实了我的专业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明确了我的指导老师（王十仪先生）。

作者和导师王十仪先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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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宁大的住房十分紧张。王十仪先生（唐诗专家）、吴家麟先生（法学专家）、吴天惠先生（语言学家）等许多著名学者，都住在狹小、昏暗、潮湿的窑洞房里。可是，为了能使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学校把一排新盖好的干部家属房，改作研究生公寓。我们16名研究生都被安排在这里居住。当我们得知，只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使五户人家失去了难得的乔迁新居的机会，心中颇不宁静。

我们78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同窗7人，清一色的男子汉，全是拉家带口的主儿，最大的属兔（39周岁），最小的属狗（32周岁）。我们共同使用着一大套三间连通的单元房，在这儿起居，也在这儿上课。为了搞清一个观点，宿舍里随时都会举行讨论会、辩论会，有时争执到深夜，睡在床上还要唇枪舌剑作为一个特殊年代的特定文化群体，大家一起体验着学术探险的艰辛，领略着精神升华的愉悦。

鉴于研究资料的匮乏，系里专门为我们7名研究生成立了一个配有专人管理的专业资料室。为方便我们的阅览和借用，还特意将这资料室设置在研究生公寓顶头的套房里。学校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也为我们开放了特别的绿灯:凡是需要的书籍，不限数量，无论平装线装，抑或善本、孤本，尽可挑选，装车拉至专业资料室，供我们一直使用到毕业的那一天。

年龄的增长，使我们的机械记忆力有所减退；而岁月的磨炼，却使我们发奋攻读的意志极其坚强。为了学好从未接触过的日本语，我们编了许多的顺口溜，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考问中，轻松地记下了一些生解的单词。这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使讲课时神情极为严肃的盖锡朋老先生，也时常露出笑容。大家都拼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不仅要把逝去的日子补回来，还要向着既定的学术制高点，勇敢地跋涉，不懈地登攀。

作者（后排右一）和宁大中文系师生到北京查阅资料时，在天安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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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导师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长、短期学习规划（包括读书、思考、写作等方面）。虽然大家都已是“孩子他爹”但俨然小学生似的，定期跑到导师家里，上交作业，汇报情况，主动接受检查。尽管导师非常客气，让座倒茶，可当他默不作声地审视我们的笔记或文稿的时候，屋里的空气就会突然凝固起来，我们的心中也免不了增添几分紧张。王先生学识渊博，待人率真，他总是不仅直言他的观点，还要引经据典地加以阐发；有时，他还不无冲动地言及他的求学经历和治学门径，启发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断坚定学术自信心。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光顾贪婪地看书，没有及时写出心得笔记，王先生便来到我的书桌旁，询问起我的学习情况。他并没有批评我什么，而是深情地谈起了他自己的《白居易传》的写作情况，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读书与思考的关系，并送给我汉代董仲舒的一句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紧密结合学术界研究动态，使弟子学有所成，是王先生培养研究生的重要做法。对此，我深有感触。1978年冬天，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即将在兰州召开。当时，回族文学史是个空白。王先生便指导我，突击编写了元明清回族文学资料。这份资料提交兰州会议后，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不久，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国回族文学史》编写组成立了，经王先生推荐，我被吸收为编写组成员。为了编写《回族古代文学史》，王先生不顾高龄与疲劳，亲自带领我们多次到外地搜集、察访有关回族文学史资料。我们真是像古代话本里所说的口歌“夏战酷暑，冬线寒”那样，硬是依靠艰苦奋斗，获取了大量的线索和资料，终于完成了《回族古代文学史》的撰写任务。在编写《回族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王先生还提出了必须同时进行作家研究的严格要求。于是，我选择了元代回族作家萨都剌，就其族属、生平、思想、诗词创作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观照。当拙文《萨都剌登第年龄质疑》被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刊载后，王先生高兴地说:“初见成效，再加努力！”

研究生毕业时作者在贺兰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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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文系只有20多位专业课老师，师资非常紧缺。作为系主任的王先生，一方面到全区各地物色、调集教员，一方面给我们压担子，加大研究生教学实习的力度。本来按规定，研究生实习中讲课两周即可，而我们每人竟分配了六周至八周的讲课任务。实际上，我们是二三人在包干讲授一门本科课程。为了上好每一节课，我们常常挑灯夜战查资料，写教案，有时竟至饿着肚子，坚持通宵达旦地备课。勤奋好学的77级、8级本科同学，之所以将我们这届研究生与系内老师们视同一律，多次盛情邀请、欢聚一堂，就是因为我们这特殊的教学实习，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年多的研究生生活在极其紧张的节奏中过去了。1981年12月，当我们完成了各门课程的学习任务，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手捧陈杰校长签发的研究生毕业证书的时候，心中充满着感激和欣慰。大家一道欣赏着“中庭月色正清明”的美景，瞻望着正在迅速复苏的中华大地，又跃跃欲试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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