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于1983年的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以下简称古籍所）是一个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汉文文献及西北地方文献为中心的科研教学机构，也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属的全国唯一所地方院校研究基地。

2018年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安平秋先生来古籍研究所指导工作(左为漆子扬)

受访者：漆子扬（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甘肃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采访者：奔流新闻记者 雷媛 荆雯

“什么是古籍？”

记者：首先，请您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什么是古籍？

漆子扬：什么是古籍？大多数人并不完全清楚。简而言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古籍指辛亥革命前的书籍。现在范围有所扩大，包括民国时期的典籍，甚至1912年后刊印出版的著作，若在内容或形式上依然属于旧有的风格，如旧体诗文集、校注集释等整理类著作，也都属于古籍范围。

在纸没有广泛使用之前，书籍主要书写在竹简、木牍、绢帛上，把竹片木片用绳子连缀起来就叫“册”“篇”，捆起来存放叫“卷”“编”。

阅读古籍要讲究版本，也就是常说的善本，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文献学专业培训的人都不太注重版本。那么什么是善本？一言以蔽之就是最好的本子。最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宋代文学家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说：“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在欧阳修看来校勘精审，没有讹误的版本就是善本，就是最好的本子。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也说：“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欧阳修、叶梦得对善本概念的总结侧重于古籍校勘的学术性，无讹文、脱文、衍文，甚或错误较少的古籍皆可称为善本。

清代晚期对善本的定义范围有所扩大，如版本目录学家、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书目答问•轩语•语学篇》中提出：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二曰精本，三曰旧本。”具体而言，足本指完整无缺、没有删节和缺卷的完整古籍；精本指精校精注，错误极少，甚至没有错误的古籍；旧本指旧刻旧抄的古籍。显然张之洞的定义范围在欧阳修提出的“精本”之外又增加了“足本”“旧本”两个要素。足本、精本侧重指向古籍的学术价值，旧本则侧重指向古籍的文物价值。我们常说孤本、珍本，一般都是从文物价值角度来断定的。

古代无论学者还是藏书家，都崇尚古籍善本。善本本身是精校本，是古籍中最优良者，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尽管历史上古籍多次遭罹厄运，如秦始皇焚书、项羽焚烧咸阳宫、西汉末年赤眉军烧长安、东汉末年董卓焚烧洛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焚烧洛阳皇室、梁元帝焚烧宫廷图书、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兵变焚书、金兵毁汴京、太平天国在南京、杭州、宁波烧书，尤其1932年侵华日军飞机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人寰。但是，中国学术和中华文化依然依靠读书人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一大批有识之士奋不顾身投入抢救古籍文献之中，聚徒授学，校勘古籍。

《汉书•河间献王传》载，刘德“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隋朝礼部尚书甘肃平凉市灵台县人牛弘上表隋文帝，请求开民间献书之路，隋朝国家藏书一度达37万卷，77000多类。即使强盛的唐朝也望尘莫及。又如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遭罹太平军破坏的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部分散失民间。杭州乡贤丁申、丁丙兄弟发现当时杭州人包裹食物的纸竟是《四库全书》散页，深感悲切，遂奋力而起，搜求抢救八千余册，约占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并绕道运至上海保存。可谓天不丧斯文！

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古籍保护的黄金时期。国家层面加强对古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出版，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

记者：大数据时代，该如何理解古籍的当下意义？

漆子扬：先辈们之所以耗尽毕生心血保护修复整理古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察，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古籍象征着民族血脉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实现复兴的精神坐标。

从知识层面说，不同年代的古籍承载着相应时期的知识和文明。如明代军事类古籍《武备志》，分类科学，收辑详备，从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等五个方面，存录了古代极其珍贵的军事学资料，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学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又如在青蒿素抗药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科学家屠呦呦，从东晋古籍《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获得泡水绞取汁的启示，从而成功提取了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青蒿素，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从学术史来考察，古人整理书目、精校精注的过程需要耐心与学识，更需具备深厚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学养。不管是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治学精神，还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术理念，对当下的学术界而言，具有端正学风、纠正时弊的正面引导意义和学术道德感召力。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全社会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文化依赖古籍代代相传的重要价值，尤其人文科学，古籍保护整理传承是一代学术高度的标志之一。今天保护古籍、整理古籍、传播古籍有了全新的目标，不仅仅限于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主要在于古为今用。

“厚重的甘肃古籍家底”

记者：据了解，在2010年到2013年间，古籍研究所曾对甘肃古籍进行了摸底调查。

漆子扬：在我和丁宏武教授担任主编的古籍所曾对甘肃古籍家底进行摸底，清理了清代学者邢澍《关右经籍考》、乾隆《甘肃通志》之《人物》与《艺文》、安维峻《甘肃新通志•艺文志•著书目录》、民国《甘肃通志稿•艺文》及张维《陇右著作录》《陇右方志录》、王烜《甘肃文献录》、郭汉儒《陇右文献录》等书目著录情况，查阅参考《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以及历代及民国以来编制的各种书目，而且作了一定实地搜访工作，共厘定1949年前甘肃汉文著述大约2100余种，包括经部250余种，史部440余种，子部380余种，集部950余种，丛书部12种。大多数流失散佚，没有流传下来。有作家学者二千余人。其中，王符、秦嘉、徐淑、赵壹、张奂、皇甫谧、傅玄、王嘉、刘昞、索靖、牛弘、李白、李益、权德舆、梁肃、牛僧孺、王仁裕、余阙、李梦阳、赵时春、金銮、胡缵宗、黄谏、彭泽、段坚、巩建丰、吴镇、胡釴、邢澍、张澍、李铭汉、王权、刘尔炘、李克明、王烜、杨巨川、韩定山、冯国瑞等都堪称大家。

2100余种著作，大多数流失散佚，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国内外除敦煌文献和民间收藏之外，现存共计约500种，其中经部古籍95种、史部古籍250种、子部古籍60种、集部古籍90种。民间收藏经过文革破四旧，估计数量不会太大，价值比较高的也不会多。这大概就是甘肃古籍的家底。

记者：在您看来，（甘肃古籍的）这个家底还厚实吗？

漆子扬：厚重！因为有的一种书就有几十册。

“建议甘肃设立古籍保护专项资金”

记者：在日前由古籍所主持召开的学习《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线上座谈会上，有专家表示：甘肃民间有许多珍贵的古籍资料，抢救整理保护迫在眉睫。对此，您怎么看？甘肃省古籍保护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

漆子扬：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经过近15年的努力，甘肃省主要的古籍收藏单位都完成了古籍普查工作，全省80%以上的汉文古籍完成了在册登记，可以说古籍家底是基本清楚了。

在我看来，现阶段古籍保护工作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缺乏省一级的古籍保护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早在1981年成立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时，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地方相应成立了由分管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副省长省任组长的省一级领导小组。因此，我在此呼吁甘肃省也能早日成立“甘肃省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统一协调组织规划我省的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以免重复出版，浪费资源。

第二，古籍保护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古籍普查清点工作进行缓慢，基层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保存条件得不到改善，无法达到古籍保护的基本要求。建议省政府财政部门设立古籍保护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定期下拨，用于基层单位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第三，古籍保存环境差，很多基层古籍收藏单位不是在建设之初就设计了古籍专藏空间，而是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随意选择一间或几间房子作为古籍书库。书库内既没有古籍专用书柜，也没有恒温恒湿的空调设备以及防尘、防虫、防光、防潮、防火、防盗等保护设施，有些古籍放在纸盒或木箱里，或随意打包堆放在某一个角落里。保存环境条件的不足，加速了古籍的损坏。

第四，缺乏一支素质较高、业务精湛的古籍保护和修复人才队伍。 古籍保护专业人员不仅要求懂得目录学、文献学、版本学，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古籍相关知识，同时，在数字化时代，还需要了解一定的照相技术、图像处理技术、计算机基本操作等古籍数字化的基本技能。古籍修复人才的严重短缺，与海量的古籍藏量严重不匹配。

第五，古籍珍本的再生性保护迫在眉睫。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是古籍保护的一体两面，为了使古籍化身千百，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出版领域在点校整理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还需加强影印和数字出版等手段。

第六，古籍数字化工作尚需加强。据省图书馆研究员、古籍所兼职教授、著名目录学家岳庆艳老师说，全国已建成了“古籍基本数据库”，甘肃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已近尾声，“甘肃省古籍基本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已纳入甘肃省图书馆的“十四五”规划中。目前急需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加强沟通与合作，尽早将“甘肃省善本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提上日程，真正实现“保护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目的。

记者：古籍珍本的再生性保护迫在眉睫，这似乎不仅仅是甘肃古籍保护遇到的，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全国存在。

漆子扬：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2007年普查统计，全国现存古籍3000多万册。经过十年收集整理，2017年全国古籍已达5000多万册。其中大部分未能整理出版，数字化更是微乎其微，无法发挥古籍应有的传播优秀文化的学术价值和彰显国家软实力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籍“活起来”的进程。尤其有的古籍，受温度、湿度、天气影响，由于珍藏单位资金人力有限，保存不善，出现残破、虫蛀，墨迹不清，字体模糊，氧化破损等现象比较普遍。需要专人修校，也就是把模糊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

描润只是校勘古籍、补修古籍第一步，还需要用不同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方能补全残损文字。民国著名学者张元济先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修补古籍成就最为卓著的文献学家、藏书家。先生在东方图书馆对每一册古籍都亲手复校、总校，初修、精修，每天100页，每一页校勘到准确无误。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他精选《二十四史》每部书的善本为底本，用其他版本为参校本，汇集异文，补缀底本残缺，编订《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提升古籍修复能力，加强濒危古籍抢救性修复”，可见修复古籍迫在眉睫。

2019年4月23日，吉林大学举办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修复师张华老师说，据不完全统计，按照现有人力，把中国现有古籍全部修复完需要800年。目前，国内开设古籍修复专业的院校只有几所，各种绝技的修复流派，如苏派的“浴火重生”、蜀派的“借尸还魂”、津派的“千波刀”等，大都后继无人。

但又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力的不足。比如京派绝技“珠联璧合”，已由机器人取代。

1994年西北师大主持召开全国古籍整理会议

2016年西北师大召开西北地方文献与古籍整理高层论坛会议

“让古籍活起来实际就是指做好古籍普及”

记者：您如何理解讲好甘肃故事，“让古籍活起来”？

漆子扬：结合甘肃情况，“让古籍活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古籍活起来实际就是指做好古籍普及，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把高深莫测的古籍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进行通俗化，符合现在人阅读新生趣味和方式的转变。比如选择我们甘肃历史上的家教文献、崇尚正义的文献，勤俭节约，勤政廉明，知书达理，爱护自然，扶助贫弱，吃苦耐劳，刻苦读书，报效国家社会，以及抵抗侵略追求和平等等文献中各类感人事迹，非门别类，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精选精注精译精评，配以古籍原本或善本的插图，激励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积极向上，使古籍走进千家万户。两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提出积极推进古籍进校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让“让古籍活起来”方法。

第二，古籍活起来就是古籍的“数字化”建设。《意见》提出保护整理古籍要实现双创，就是说要在新时代用新方法新思路现实古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甘肃应该鼓励社会创建文献数据平台，并利用微信公众号对甘肃文献进行叙录式推广，力争使每部文献都有“前世今生”。打破单位壁垒，强调“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和古籍密切相关。

第三，古籍活起来就是推动古籍“影像化”，包括善本影印。加强古籍题材音视频节目制作推介，提供优质融媒体服务。支持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和整理出版单位开展古籍专题展览，鼓励古籍文创产品开发推广，如高仿我省收藏的《四库全书》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籍，经史子集各选一两种，让普通人了解《四库全书》的装帧版式等等。另外，由我省高校教师、文史馆馆员研究员、博物馆馆员、省图书馆研究人员，与知名学者和有公众影响力的播音主持人、遵守艺德的演员共同构成，在电视台、广播、文化演出中推出我省古代学者和古籍保护的相关节目，让古籍家喻户晓。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铭先生考察西北师大古籍研究所

图丨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