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概述了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复杂伦理问题；分析了二者在自然生命观、传统文化观、技术安全观、社会公正观等方面引发的共性伦理争议，以及在伦理后果、伦理态度和伦理治理等层面存在的伦理差异。通过构建合理的伦理反思进路，展望了现代生物技术面临的复杂性伦理挑战以及所应秉持的科学伦理立场。

以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生命科技，在给人类生活、健康等方面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复杂性的伦理问题与风险。2018年末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贺建奎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了胚胎细胞中与艾滋病免疫相关的CCR5基因，引发了系列伦理争议和伦理讨论。

基因编辑技术由于兴起较早，应用范围较广，因此学界对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者们从道德困境、风险问题、消解路径等多个视角对所涉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合成生物技术的伦理争议，现有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聚焦于生命价值和安全风险方面。

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技术伦理比较的缘起

基因编辑技术通过借助某种生物技术对目标基因进行靶向识别，插入、敲除或定点修改特定的基因片段，以实现修复缺陷基因、治愈疾病及其他的预期目的，其主要经历了ZFN、TALEN和CRISPR-Cas9三大技术发展阶段。

合成生物技术的出现略晚于基因编辑技术，其主要通过设计和构建新的生物部件、生物装置和生物系统以及重新设计现有的生物部件等方式获取更卓越的应用，从而使生命科学领域进入“人工制造生命现象”的新阶段。

合成生物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是生命科学领域中两门不同的技术。

首先，在概念上，合成生物技术是对生命体的整体性设计和系统性重构；而基因编辑技术是对生命体遗传物质的局部改造。

其次，在技术手段上，基因编辑技术依赖于核酸酶，对基因组中特定位置产生位点特异性双链断裂，进而对原有的目标基因进行修饰；而合成生物技术依赖于同其他技术的交叉应用，建立一个非自然的基因组甚至是生命体。

再次，在技术后果上，基因编辑技术主要针对原有生命有机体进行操作，实现功能性的提升；合成生物技术则进一步实现了从操纵现有有机体到创造新的生物实体的范式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设计生命的能力，给人类和环境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由于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在应用于人体时，会深刻改变人的身体特性和结构，打破自然生命体构建或存在的自然基础，使生命科学的发展和伦理观念之间产生冲突，进而引发一些共性伦理问题。与此同时，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在技术原理、使用目的、治理机制方面的特点，也会形成差异化的伦理争论。

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寻求普遍规律，在对二者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现代生物技术伦理问题所存在的共性和挑战，探讨解决相关伦理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有效规避并减少生物技术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的伦理风险，从而引导生物科技向善发展。

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技术的伦理共性

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均涉及改变生物体的遗传密码，因此会面临一些共生性伦理问题。两者的伦理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01

动摇人类自然生命观

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核心伦理问题之一，便是对人类自然生命观的挑战。基因编辑技术用外在的技术手段干预和改变人类自身身体结构，挑战了传统生命哲学所倡导的尊生、贵生、重生的生命哲学观。

按照基因编辑技术的这一发展路径来讲，未来道德哲学的形态或将是“自然人—技术人”共生互动的半自然半人工式存在。基因编辑技术在一些场景中的应用，特别是用于生殖系基因干预和基因增强时，短时间内会导致人体性状的变化，从而彻底改变人类进化方式。

合成生物技术的应用尽管仍处于改变微生物的初级阶段，但因其可以创造新的非自然的人工生命，因而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生命的哲学思考。人类是否具有挑战“以生物进化的自然法则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将人的意志和文化嵌入到生命进化之中，设计和重构生命”的权力？这实质上是制造生命有机体的正当性问题。

02

打破传统宗教文化观

基因编辑技术会严重冲击乃至颠覆人类的传统宗教文化观念。宗教中的主要流派对人的道德属性有明确规定—神造人论，或者认为人是神的子民并由神支配。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作用于人类无异于是在“扮演上帝”角色，完全颠覆了宗教的神创论。

在关于合成生物技术的伦理争论中，“扮演上帝”的论点被广泛用于攻击生物技术这个新分支。合成生物技术改变了自然界原本的进化规律，生物进化不是沿着自然选择的自我进化过程，而是按照人类意志有目的、有控制地进化。合成生物技术显然会打破宗教关于“上帝造物”的传统思想，从而挑战宗教的地位、弱化宗教的功能。

03

挑战技术安全观

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性始终是绕不开的基础性问题。一方面，由于基因编辑的技术实践是基于改变原有生物体的基因性状以达成特定目的，因此，原本通过自然选择和进化所形成的基因组将产生部分改变，导致人类群体基因的不完整性，这将威胁人类的种族安全。另一方面，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将一些致病细菌、微生物、病毒等进行基因重组和功能修改，若将这种技术用于军事领域，针对特定种族制造出相应的基因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

总体而言，合成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风险问题主要包括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2个方面。合成生物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主要是基于技术本身发展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安全事故，主要包括生物错误、合成生物的意外暴露以及合成生物的意外环境释放3种情况。合成生物技术被滥用的潜在可能性使人们担心“生物黑客”或生物恐怖分子可能会重现已知病原体，甚至让它们更致命。

04

冲击社会公正观

基因编辑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公正问题备受关注，不仅包括与利益和风险承担者相关的正义问题，还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对这项技术的公平分配问题。不恰当的基因修饰会给个人或群体带来先天优势和劣势的差别，进而会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冲击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合成生物技术产品在分配方面同样存在不公正现象。青蒿素是迄今合成生物技术最成功的产品之一，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药物被认为是防治疟疾的最佳对策。但是，青蒿素的有限自然供应严重阻碍了全球供应，从而影响了全球贫困和弱势群体对这一药物的获取。

基因编辑技术与合成生物技术的伦理差异

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作为2种不同的生物技术，存在着明显的伦理差异，这些伦理差异集中体现在伦理后果、伦理态度、伦理治理3个层面。

01

伦理后果层面：技术应用导致的伦理分野

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更多地涉及代际公平和隐私等问题，特别是生殖系基因疗法通过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并将这些改变的细胞传递给下一代，故而涉及到下一代生命体的自主性、个体权利等代际公平问题，因此其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将更加复杂。与此同时，基因编辑技术涉及的基因隐私问题也较为突出。

合成生物技术更多涉及生物安保以及产品的未来应用所引发的经济问题。合成生物技术加重了生物安保的隐患，增加了生物恐怖主义的相对风险。未来，合成生物技术安全性的监管和治理将面临高度的挑战性。另外，合成生物技术产品流入市场，会涉及相应的商业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因而也需要从经济维度进行伦理分析。

02

伦理态度层面：伦理可接受度的分歧

相对而言，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可接受度较高。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猛，特别是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工具在插入和调控大基因簇片段方面，显著提高了精确改变细胞基因组的能力，广泛应用于有机系统编程、零部件和装置组合的优化以及代谢途径的重建。目前，基因编辑技术多应用于体细胞治疗、农作物遗传育种等领域。

与基因编辑技术追求生物学意义上的新功能不同，合成生物技术允许生物系统被重新设计，新的“生命”被设计和构建，改变了生命的组成方式，对生物体产生了比基因编辑技术更大的改变。由于该技术的风险更大，对伦理根基的冲击更具革命性，因此其伦理可接受度相对较低。

03

伦理治理层面：伦理治理对策的差异

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伦理治理方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软法（soft-law）和硬法（hard-law）2个方面。

总的来说，基因编辑技术因起步早，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实践相对丰富，其伦理治理以硬法为主，相关法律和伦理规范建设相对完善。尽管不同国家对基因编辑技术持有不同的治理态度和实践方案，但基本遵循以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国际上有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允许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审查批准模式、以加拿大为代表的禁止模式3种治理类型。

相对而言，合成生物技术刚刚兴起，治理对象尚不明晰，其伦理治理以软法为主，法制建设进程整体落后于基因编辑技术。目前，国际上虽然有一些涉及合成生物技术的宣言和共识，但这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未曾制定针对合成生物技术的专门立法，也未发现合成生物技术国际通行的条例和准则。

结 论

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作为现代生命科学领域内的新型前沿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二者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引发了一系列共性伦理问题的同时，由于其技术原理、使用目的、治理机制的不同也形成了差异化的伦理争论。

当前，面对基因编辑技术和合成生物技术的复杂性及其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多元性，迫切需要打破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生命科学学科和地缘政治的界限，建立一个以共识塑造为前提和核心，以集体磋商为基础与原则，硬性法律手段与软性伦理规约有机结合的全过程的、可持续的、适应性的生物技术治理框架，有效控制研究本身及其产品可预见的风险，全面引导新兴生物技术走向社会期望的结果。

惟其如此，才能正确规约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制定差异化和针对性的治理对策，形成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成果，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

本文作者：张慧，闫瑞峰作者简介：张慧，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伦理、科技创造方法论；闫瑞峰（通信作者），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技伦理、比较伦理。

论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2年第18期，本文有删减，欢迎订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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